对于未规定的监管事项，由市场监管部门承担兜底功能。

基于此，授权应予严格控制。《立法法》第9条规定了绝对法律保留。

再迫切的实践需要，也不能淡化和遮蔽整体意义上的权力配置思考。（3）授权限度的明确性，即为平衡授权的风险和效益，防止试点越界，须设定授权的限度，包括对授权期限、范围、方式、手段等方面的限制。（3）在权力运行实践中，即便是较为清晰的权力划分，也会由于所面对事务的复杂性而进行职能变迁和新的整合，从而客观上产生了特定职权的混合状态。1.全国人大不能就宪法专属事项进行授权，可就宪法优先事项进行授权 全国人大有权力边界，这一点可从其作为宪法修改机关亦受到限制来获得确证。有了这种考量，就超越了个别化处理的单向视角，也从静态的文本设定和抽象教义中超脱出来，而具有了经验与逻辑相统一、具体与抽象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辅助的科学视角，有助于面向现实秩序阐述权力配置的更恰当内涵和适当模式。

而授权导致决策权和执行权的混同，扰乱合理分工关系。我国宪法从一开始就摒弃了形式主义的权力分立观念，因而不会像西方分权体制那样对授权有着一种无法释然的执念。标准统一是指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时依据宪法进行，形成统一标准。

合宪性审查超出一般违反初级规则的内容，还包括违反次级规则的情况，如审查法律是否具备符合宪法规定的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形式性要件，以及保护基本权利和实现国家任务、宪法目标等实质性要件。目前，备案审查制度正在急速扩张，这固然有利于法治建设，但如果以其覆盖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功能，或者掩盖合宪性审查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可能影响依宪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那么，如何判断时机是否成熟呢？这应当属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裁量空间。其三，成案之后，案件将进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持的合宪性审查的质疑性审查程序。

它需要通过建立备案审查的合宪性审查提请机制来实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法律解释机关，还是立法监督机关，掌握了针对法律的立、改、废、释等诸项权力。

不仅备案审查要处理的直接同宪法相抵触的法规数量少，而且备案审查机构发现这些法规存在的宪法问题也比较难。第二，合法性审查在贯彻民主集中制要求上发挥了宪法监督功能。法规以宪法作为直接制定依据，备案审查机构在对它们进行审查时，发现存在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形，需要作出宪法判断的，应当中止审查，作成存疑报告，提请合宪性审查机关直接处理。如果不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要行使撤销权。

情形一：如法律B合宪，工作机构对规范性文件A重新启动审查。不过，该案例并非备案审查机构进行合宪性审查的例证。王锴：《法律位阶判断标准的反思与运用》，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2期。在进行合宪性审查时，这一委员会应是单独运作的。

实际上，这种情形完全可以通过后面将要论述的提请机制加以处理。这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宪法通过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行政立法、地方立法的撤销权，加强了它的实权。基于法律更接近中央政策的逻辑假定，以及备案审查机构相对公平独立的审查立场，这种一致性要求能够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

（二）合法性审查的宪法监督功能 一般认为，备案审查制度具有宪法监督功能。为了促使两者联系起来，更好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就要建立一个备案审查的合宪性审查提请机制。另一方面，经济特区法规、浦东新区法规基于变通权所规定的内容，以及省一级地方性法规基于先行先试需要而规定的内容，因为具有改革属性，其中存在的宪法问题同样难以被发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备案审查过程中直接发现上述情形的，也应当中止审查，重新按照合宪性审查程序处理。[22]相比较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着更加充分的、完满的法律解释权，可以撤销其他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所以它在维护法制统一方面具有更大的权威和更高的地位。这也是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的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第一个论证逻辑。

（三）备案审查制度不具备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宪制功能 备案审查通过合法性审查客观上发挥的宪法监督功能，与合宪性审查所发挥的直接校正违宪行为的宪制功能，存在本质差别。备案审查按照合法性审查的逻辑处理这一问题，首先审查作为民航发展基金法律依据的规章是否有上位法依据。

不过，合宪性审查的宪法基础是独立的、明确的，备案审查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和职权才能成立。之所以提请有权机关审查法律，是因为备案审查机构在审查与此法律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时，产生了额外的怀疑。

这涉及提请主体、提请时机、备案审查机构的决定、提请文件等程序性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备案审查制度是合宪性审查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与合宪性审查内在联系的制度安排。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无关。[9]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于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而且于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笔者也主张备案审查工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部集中化，即专门委员会不再从事备案审查工作，相关工作全部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承接。然而，这种推理对于建构制度来说没有意义。

虽然建立提请机制没有法律障碍，但目前《立法法》正在进行第二次修改，站在进一步完善备案审查制度的角度，可以考虑修改《立法法》第100条，彻底消除可能造成制度误解的法律基础，并明确备案审查提请机制的总体安排。[38]在备案审查中发现合宪性审查任务，形成合宪性审查的备案审查动因，这是对生效立法进行事后审查的主要动力。

建立专门机构进行集中审查，处置合宪或违宪问题，不仅可以规避分散审查的缺点，而且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议，更加有效地维护宪法权威。同时，它应设置一套办事机构（如办公室），接纳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机构移送的工作，接收并处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合宪性审查提请。

郑磊、赵计义：《2019年备案审查年度报告评述》，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2期。[44]参见赵一单：《论人大主导立法的适格主体》，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5期。

尽管理论界并不满意它的效果，但这一制度以鸭子凫水的方式运行，[12]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性质上看，它还是备案审查制度的一部分。例如，按照《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20条的规定，在备案审查中对法规涉宪法问题要主动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宪法直接规定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既具有一定的代议属性和民主属性，又具有一定的专业性。

[40]参见莫纪宏：《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1期。并且，部分情形下并不需要在备案审查中处理。

一方面，直接依据宪法制定或者按照国务院职权立法思路制定出来的法规，在所针对的治理领域，制定机关即国务院、省和市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较大自主空间。2015年修改《立法法》，进一步完善了备案审查的制度内容，该法第五章标题也修改为适用与备案审查。

备案审查机构在进行合法性审查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所依据的法律可能存在宪法争议，需要等待法律合宪性先决的结论。但这两个机构存在着性质、地位以及功能上的巨大差异。